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有几个数据获得了专家的特别关注。

第一个数据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根据统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8.8亿，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但不忽视的趋势是，今后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并且会达到一个峰值；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流动人口的数据，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3.76亿，这个数据比十年前大幅度增长了69.3%，值得关注的是，去年我国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服务业并未完全恢复，因此这对于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是个“致命”的因素，换而言之，如果在常态之下，流动人口规模会更大；

三是人口老龄化数据，普查人口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8.7%，比十年前提高了5.44%。

专家指出，从这几个数据看，劳动力人口从经济相对滞后、就业条件相对差的地区，向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机会比较好的地区流动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而这一趋势背后，折射着我国当前或未来几年内的就业形势。

劳动力人口“近忧远虑”

解决结构性矛盾将成就业主要问题

根据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继续增加，但增速放缓。与2010年相比，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但是应该看到，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是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但不忽视的趋势是，今后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并且会达到一个峰值，据测算，到2030年之前，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一直保持在8亿人以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这一数据反应出我国劳动力人口的“近忧远虑”。他向记者解释，从数据上看，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人口仍是充沛的，但是从长周期来看，增速放缓的趋势是一个“警醒”。以人口惯性理论看，人口增速一旦放缓，抛物线将会快速下降。

全面放开生育，是他提出的首个建议，与此同时，他指出，技术赋能，解决我国目前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则是当务之急需要做出的政策储备。他认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杨雄注意到，随着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第二，部分高校毕业生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出清等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也将对就业带来新的影响和新的挑战。

“要从劳动力数量大国向技能大国转变，壮大高级蓝领队伍，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

针对流动人口数据，杨雄认为，随着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具体表现为向东部沿海城市集中的特点，这就造成了人口不均衡流动，加大城镇就业压力。他认为，劳动力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扩大就业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释放更多就业活力。

全国超2.18亿大学生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这次普查数据显示，从人口质量上看，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陆铭看来，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养老金是否在财务上可持续，既实际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又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

他认为，即使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若劳动力的质量可以得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得到不断提高，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压力、养老金体系承载的压力就可以得到缓解。

换而言之，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因此他指出，要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有两条，第一，尽快推行12年义务教育。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我们公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旧比OECD发达国家低四年左右，因为我们实施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发达国家实施的是12年义务教育。第二，为农村的孩子提高教育质量。农村户籍的孩子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我们要提高农村户籍孩子的受教育年限。

人口老龄化社会

理性看待延迟退休

人口老龄化，是此次普查中较为惹人关注的数据。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是超过了1000万人；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杨雄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

比如，人口老龄化从挑战方面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这都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而且，他认为，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延迟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充分地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效应。他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加之生育率的下降又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延迟退休一定是慢慢推进的。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就业市场老龄化也势必会带来生产效率下降，带来就业活力下降、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等影响。

对此，杨雄表示，“一刀切”的政策显然并不可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他认为“工种”或将成为关键。因此不同工种应该不同对待，区别开来，充分考虑个人意愿以及综合全方位来考虑，阶梯式的循序渐进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