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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洞察
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意味着什么？
2018年中国各大城市以抢人为目的的政策，在更长的时间段内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可能还不好说。城市的竞争力始终仰赖于基础设施、气候环境、未来发展等多种不同的因素，而非目前这些短期政策可以达到。
有一些是持续变化的结果——它会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一些是更不可控制力量对商业社会的干预，它使得市场参与者要不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更有一些，它来自于公司自身，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它如何与公众、消费者、公权力等环境因素调和。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2018年，商业世界一如既往变化很多。2018年商业大事件，更多证实这一点。
在此前名为《人口它是个问题》的系列报道里，《好奇心日报》采访了生活在5个城市的22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2018年，各大城市变幻莫测的落户政策搅动着各种各样人的生活。
早在2016年12月，深圳市政府就首先大幅放宽了落户的门槛，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在专科以上的人员可以申请人才落户。此后，西安、乌鲁木齐、福州、成都、长沙、济南、厦门等城市纷纷跟进，并推出大体上同等宽松的落户政策。
但这场争抢人才的大战正式成为舆论焦点还要等到2018年4月。西安市政府在当月宣布，仅在2018年前四个月，就有超过30万人落户西安。而天津在5月发布的海河英才计划，由于在短短24小时内，吸引了近30万人通过相关APP进行登记，成为了整出剧目的最高潮。
2018年各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带动了新一波的人口流动，而这与中国以往的人口流动趋势都完全不同，西安、天津、武汉、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超越了传统的北上广深，成为了人们落户定居的首选之地。
各级政府在总结2018年政绩时，多了一个新的指标。在GDP、财政收入这些传统统计数据之外，他们现在同样乐意大肆夸耀这座城市在过去一年引进的人才数量。
2018年12月11日西安市政府宣布，自2017年放宽落户门槛以来已经有100万人在新政策下获得了西安户口，其中仅2018年就有75万余人。年末，成都市高新区政府公布，2018年4月的金熊猫人才计划发布以来，有超过3万大学毕业生落户，使得该区的各类人才达到了52.5万人。武汉三个季度大学生落户20.5万人，是一年前的2倍。
与此同时，各大城市引进人才的速度并未放缓。2019年1月，新疆推出天山工匠计划，宣布要培养高技能人才1.2万人。深圳出台了首个专门面向金融人才的支持政策，最高每人奖励10万元。广州在1月11放宽了引进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就连北京也宣布高技能人才可按规定申请人才引进，即使这座城市在两个月前宣布，要在2020年前将常住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
西安是这一轮抢人大战中最激进的城市
我们在之前的报道里希望了解，这些看起来更像统计学报告的消息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天津受理落户的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见到章霞的时候，她正为户口背后一连串的问题担忧。她从小就在北京生活，还在一家国企单位工作，但她始终没有拿到北京户口，眼看着即将结婚生子，她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法在北京上学，也不想因此就回原户籍河南，最终决定来天津碰碰运气。
西安人王媛也是如此。2015年，她从北京一所211大学硕士毕业。就读于计算机专业的她，最理想的自然是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薪资高、生活体面。然而，因为担心户口问题无法解决，影响日后的生活，王媛还是决心回到西安，凭借着自己的西安户口买房，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今年31岁的刘裕在天津当地租房，现在他需要时不时接待来看房的人，海河计划发布后房价上涨，房东决心把房子卖了。刘裕在大学里学的是3D美术设计。专业一共15个人，其中10个人都没有留在天津，留在天津的都在帮同一家游戏公司做外包的3D建模贴图，“属于比较低端的工作”。
64岁的陈娟曾经在本溪钢铁下属的建设总公司工作，现在已经退休。每年她有一半时间会住在上海生活的儿子家里，等到开春才会回到本溪接一些工作，多挣些钱。她对如今的本溪有诸多不满，医保报销的额度减少了，好医生也都走了，“都不用两年，本溪养老金肯定玩完”。而当地24岁的公务员刘源告诉我们，“潜意识就是觉得我应该在外面工作，不应该回来。”
28岁的西安人袁琪原本打算在上海赚钱，在西安买房，但看到节节攀升的房价，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反正都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索性留在上海呢？
……
在每个城市的被采访者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户口对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职业选择、结婚生子、个人成长乃至消费方式。是否受制于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反过来说，这22个人的生活也成为他们所在城市状态的折射点。
无论在之前的系列文章还是在本文里，我们试图梳理人口政策在2018年前后发生变化的主要背景，以及它们会在哪些层面上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在继续，如今看起来像是平衡资源的做法，是否能在根本意义上缓解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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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各级政府对于人口的态度并不友好，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严加防范。他们相信过多的人口对于经济发展是一种负累。
长期以来的政局不稳定使得中国处在一个极度贫困的状态当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6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食物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为57.6%，而农村恩格尔系数高达67.6%，相关标准认为，恩格尔系数高于60%就属于贫困的范畴。而在当时中国的9.3亿人口当中，有7.7亿人都生活在农村。
在毫无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劳动力事实上处于一种过剩的状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在当时中国大量的劳动力都被困在农村，并且由于生产效率和生产条件所限，并未发挥最大作用，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毫无产出。如果以劳动效率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那么过剩的劳动力显然毫无价值，并成为纯粹的消费者。这正是从198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一大动力。
然而这个情况在近年来发生改变。由于中国在40年间经济飞速发展，从而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4年的报告就指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重庆晨报》在2012年的报道进一步写道，全国农业从业人员有接近三分之一在50岁以上，中西部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岁以上老人，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
时至今日，中国劳动力已经从过剩变为短缺。“工业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放宽促进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已经迎来了充分就业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这样写道。
传统认为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然而现在已经逐渐发生改变。图片来自《黄土地》剧照
让中国劳动力显得更加稀缺的则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后果。这一结果在2018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多地陆续公布的数字显示，这一年的中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而生育率居于全国第一的山东，也出现明显的下滑。
中国原本庞大的年轻人口红利即将消失。2019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沿用联合国对于中国生育率的估算指出，最早从2027年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就会开始减少，而2065年的人口数量将会在大约11.72亿人。
对于任何一座城市而言，这都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每年城市政府需要为了供养老人而支付数额庞大的养老金，而正在工作的需要缴付养老金的年轻人口数量却在逐年下降。长期以往，养老金必将出现巨大的缺口，甚至影响到整座城市的正常运作。
在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辽宁省本溪市，户籍人口数量在2000年到2016年间从157.1万人减少到149.9万人。其中，18到3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从2010年36.2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30.9万人，是所有年龄段中下滑幅度最大的。
本溪的财政收入也因为支柱产业本溪钢铁的业绩下滑而出现大幅滑坡。2015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仅为此前一年的40%。本溪人已经感受到医院中，可以医保报销的额度在减少。他们甚至都相信，再过两三年的时间，当地的养老金发放就会成为一个难题。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学者龙瀛等人的研究显示，十年间中国654个城市中有180个城市正在经历人口流失。而中国人口数量降幅最大的省份黑龙江从2010年到2017年一共减少了42.3万人，-0.41%的自然人口增长率是全国最低。黑龙江也成为第一个养老金亏空的省份，人社部社保事业管理中心的数据称其亏空总额达到了2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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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关注人口的原因，除了人口本身越来越稀缺以外，其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也在加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资本、土地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赖以发展经济的主要要素。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土地出让金被划为地方财政收入。出售土地，来获得财政收入的土地财政模式，成为了许多城市的发展路径。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7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5.21万亿元，卖地收入与不含补助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比例达到了57.25%。
然而，房地产企业近年来压力颇大。在销售收入出现大幅放缓的情况下，这些公司的债务规模却在不断增加。地产公司拿地的规模明显减少。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排名前10位的房企拿地金额和面积相比去年减少一半以上。同期中国35城住宅用地流拍率22.8%，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高。
“随着征地拆迁成本的逐渐增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逐年上升，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净收益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土地金融和地方债取代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土地财政。地方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持续。”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传浩在《土地制度兴衰探源》一书中写道。
通过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收益率也越来越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对于GDP的拉动率由2009年的8%一路下滑到2017年的2.21%。许多基础设施事实上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浪费。《中国经营报》在2013年的报道就指出，武汉多个工业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万亩，规划引进企业1500家左右，实际上目前只有入园企业50家左右。新华社曾援引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数据称，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相当于两个中国。
天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申银万国的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天津土地流拍数量明显较去年提高。其中一块在5月流拍的土地在11月重新拍卖时，起拍价从原本的17.4亿元降到了10.7亿元。总体上来看，天津土地的溢价率跌幅超过70%。
而天津为了拉动经济的滨海新区也始终没有发挥作用。2018年1月，天津市政府公布滨海新区的GDP数据，在将统计注水的部分去除以后，滨海新区2016年的GDP从10000亿下降到了6654亿元。而作为独立规划的新城，滨海新区曾在2015年被百度列为鬼城，他们通过手机百度的数据追踪，认定这里活跃人数不足。到了2018年，情况也未有太大的改善，许多办公楼仍然是冷冷清清，街上也不见太多人影。
《好奇心日报》在6月探访天津滨海新区时，这里仍然有许多在建的工程。
当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带来足够的收益，城市要获得发展，自然就只有引入人口这一种方式。这或许正是天津在2018年5月急切地推出海河英才计划的原因。
人口有许多种能够带动城市发展的方式。首先，引进更多人口有助于维持一座城市的房价，从而保证一座城市的财政收入。以西安为例，从2010年到2015年西安房价始终增长缓慢，长期维持在7000元到8000元左右的水平。然而自2017年西安降低落户门槛以来，房价开始上涨，当地居民感受到的情况是，2017年春节以后，基本上是每一个月涨1000元。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6年上半年，西安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在0.2%到3%这个区间。但到了2017年3月，同比涨幅就超过了10%，7月的同比涨幅甚至超过15%。当地《华商报》的报道也称，“2018年7月截至23日，西安二手房均价12244元，同比去年同期上涨57.10%。”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天津。在今年6月，多位天津房产中介表示，由于海河英才计划的出台，像是武清这样的郊区，房价已经上涨了1000-2000元，市中心涨幅则在2000-3000元。最乐观的预测则是年内天津房价将会累计上涨8000元。在天津2018年多处土地流拍的情况下，落户政策刺激下的房价上涨，有望让更多房地产企业重新在天津投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土地财政的延续。
此外，密集的劳动力本身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美国社会历史学者詹姆斯·巴雷特研究了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以及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工业化促进了劳动分工，所以要获得最大规模的生产效率，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以填充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岗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众多并且密集的城市获得了相比于乡村更多以及更快的发展机会。
在更强调科技对于发展的作用的当下，密集的人口也能够通过频繁交流，提升创新的可能性。哈佛大学经济学者爱德华·格莱泽称其为接近性的作用。“创新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硅谷等地？原因在于创意跨越走廊和街道要比跨越大陆和海洋更为容易……为了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必须吸引来更行各业的精英，并让他们能够进行合作。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城市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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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经济学家强调人口密集不同，中国各大城市想要招揽的人口还额外多出了“高素质”这样一条限制。即使是号称落户门槛最低的西安，也会要求申请者至少是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真正一视同仁地面向所有人群的落户政策其实并不存在。澎湃新闻今年4月的报道援引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公益人士韩呈祥的说法，“向农民工放开落户政策，目前在全国来说并不多见。”为数不多的案例有郑州于2017年7月宣布，包括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农村转移人员、举家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员等几类群体，可以在郑州落户。
“谈经济发展的时候，把流动人口视为人口红利。谈公共服务的时候，却把流动人口视为了负担。”财新援引一份关于流动儿童就医政策报告的发起人李楠的说法，而这也恰恰是中国各级政府在面对人口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投机态度。
庞大的流动人口塑造了春运的巨大客流。图片来自纪录片《归途列车》剧照
2018年3月，北京发布了新的落户政策，允许符合资格的人才直接落户，而相应的资格包括近3年获得股权类现金融资1.5亿元、或者近3年每年应税收入超过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6-8倍的研发人才、或者“千人计划”和“海聚工程”的中国籍入选专家等。符合上述要求的人其实寥寥无几。
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却在通过疏解部分产业管控北京人口。2018年11月底，北京市发改委宣布疏解行为成效显著。上述北京城六区在2016间至2017年间的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74万人。受此影响，北京全年的常住人口20年来第一次下降，变成了2017年的2170.7万人。而这还不够，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六区常住人口要实现到2020年比2014年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的目标，任务比较艰巨。
在5月出台了海河英才计划之后，天津迅速打上了补丁，尤其是“落户者不得在外地有工作和社保”的规定，杜绝了想要来天津享受教育、社保等福利，但却并不打算在天津纳税的人群。
就连西安也并不认为人口就完全是有利的，5月他们发布管理意见，要求在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疏散人口3万人。西安市规划局副局长肖青利表示，因密度过高的建筑和过度集聚的人口，引发了城市天际线缺乏变化、气体污染散逸困难、交通拥堵、教育、医疗难以满足需求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要有序疏解大中城市过密的建筑和人口。
甚至，就连一些已经在西安落户的人口，也未必能够得到应有的权利，例如西安市政府在2018年5月发布通知，规定2017年11月21日以后的新落户人口，须回原户籍所在地参加当年高考。获得户口并不能保证就能在这座城市享有完整的权利。
如此对待人口的态度背后，其实是一种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实用主义论调。既然凡事都有双面性，那么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城市欢迎能够带来更大发展潜力的人才，但却排斥那些制造问题的居民。其中的吊诡之处则在于，一座城市所谓的发展和问题，则完全取决于一部分人对于城市的想象。
有时候，这类想象和大多数人相符，更多基于一种科幻式的乌托邦概念。小说中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清洁干净的地面街道，整齐划一的城市风格，或许仍然是许多人关于城市创造美好生活的终极描摹。也有时候，想象会带上政治和历史的印记，如同牛津大学人类学者项飙在评论这一轮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时所说的那样，“以紫禁城为中心的老北京，将成为一个没有自发社会生活的中央政务区。这仿佛一种全新的现代式的对于中央权力的想象——宛如机场中的电脑控制中心。”
这些观念的共同点则都在于，他们都将城市视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机体。仿佛只需要直接对城市的建筑以及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就能够接近一个完美的模型。然而，高楼大厦、绿地空间、高架铁轨本身均不构成城市，只有当居民穿梭并生活于其间，城市才能发挥其功能，如同曾经辉煌的马丘比丘以及吴哥窟，他们在荒废之后，只能算是旅游景区，而并非真正的城市。
“人们共同努力所产生的力量是文明取得成功的核心理由，也是城市存在的主要理由……永远也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格莱泽这样写道。
对于这样将人口视为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资源的处理方式，经济学者大多都持一种否定态度。除了认为其中的做法并不符合道义以外，格莱泽还从整体国家的效用去阐释这一观点。他相信，人们之所以会来到城市，是因为相比起他们原本的乡村居所，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及设施。因此“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让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科幻片《星际迷航3》中对于城市的一种科幻想象或许也是许多人对于城市的终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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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中国的语境之中，一个例子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在乡村，由于农村空心化，许多乡村学校已经因为生源不足，而被相继裁撤，这使得留守儿童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但如果他们能够随着父母进城，就会有相应的打工子弟学校接管他们的教育问题——直到有关部门迫使一些学校关闭。
正确的做法并非排斥人口，而是如何通过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从而将人口纳入到城市的运作当中。“经济聚集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正面来说，聚集和城市的扩大带来聚集效应，城市的规模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者陆铭在《大国大城》一书中写道。他认为，通过加强社会管理水平以及提升科技水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承载力可以进一步扩容，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目前2500万常住人口这一规模。
事实上，经济学者始终将城市与人口的关系视为一种动态平衡。由于人们相对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迁徙自由。前往某一座城市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不可抗因素驱动，那么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因此人口自然会流向他们认为可以获得更高收益的城市。
从2018年来看，主流的政界观念仍然将人口视为一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配置的资源。过去一年多里，各地吸引人才的方式，无外乎提供户口或者补助两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实会影响到一些人的短期规划，但却并不足以构成更长期的迁徙动机。
以西安为例，尽管放宽了落户政策，真正落户的其实仍然是那些已经在西安工作多年的人。第100万名在西安落户的连运杰，他已经在西安中建三局西北公司工作多年，还曾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标兵。《华商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对200位新落户的西安人进行了调查。其中接近60%在落户前就在西安工作。此外，在西安市某主城区访问的50人中，落户前在西安工作的占57%；落户后尚未在西安工作的占比43%。
许多当地的年轻人仍然没有改变他们想要离开这些城市的愿望。学习新闻的学生认为当地没有成熟的市场化媒体，因此晋升空间有限。学习设计的毕业生则更愿意前往北京、上海，因为这两座城市的设计产业更为发达。更不用说，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基本都会试图在北京、杭州、深圳这些地方寻找工作，阿里、百度、腾讯这些公司能够提供更优厚的薪水以及发展前景。
在这个意义上，2018年中国各大城市以抢人为目的的政策，在更长的时间段内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可能还不好说。城市的竞争力始终仰赖于基础设施、气候环境、未来发展等多种不同的因素，而非目前这些短期政策可以达到。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2018年，商业世界一如既往变化很多。2018年商业大事件，更多证实这一点。
在此前名为《人口它是个问题》的系列报道里，《好奇心日报》采访了生活在5个城市的22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2018年，各大城市变幻莫测的落户政策搅动着各种各样人的生活。
早在2016年12月，深圳市政府就首先大幅放宽了落户的门槛，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在专科以上的人员可以申请人才落户。此后，西安、乌鲁木齐、福州、成都、长沙、济南、厦门等城市纷纷跟进，并推出大体上同等宽松的落户政策。
但这场争抢人才的大战正式成为舆论焦点还要等到2018年4月。西安市政府在当月宣布，仅在2018年前四个月，就有超过30万人落户西安。而天津在5月发布的海河英才计划，由于在短短24小时内，吸引了近30万人通过相关APP进行登记，成为了整出剧目的最高潮。
2018年各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带动了新一波的人口流动，而这与中国以往的人口流动趋势都完全不同，西安、天津、武汉、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超越了传统的北上广深，成为了人们落户定居的首选之地。
各级政府在总结2018年政绩时，多了一个新的指标。在GDP、财政收入这些传统统计数据之外，他们现在同样乐意大肆夸耀这座城市在过去一年引进的人才数量。
2018年12月11日西安市政府宣布，自2017年放宽落户门槛以来已经有100万人在新政策下获得了西安户口，其中仅2018年就有75万余人。年末，成都市高新区政府公布，2018年4月的金熊猫人才计划发布以来，有超过3万大学毕业生落户，使得该区的各类人才达到了52.5万人。武汉三个季度大学生落户20.5万人，是一年前的2倍。
与此同时，各大城市引进人才的速度并未放缓。2019年1月，新疆推出天山工匠计划，宣布要培养高技能人才1.2万人。深圳出台了首个专门面向金融人才的支持政策，最高每人奖励10万元。广州在1月11放宽了引进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就连北京也宣布高技能人才可按规定申请人才引进，即使这座城市在两个月前宣布，要在2020年前将常住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
西安是这一轮抢人大战中最激进的城市
我们在之前的报道里希望了解，这些看起来更像统计学报告的消息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天津受理落户的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见到章霞的时候，她正为户口背后一连串的问题担忧。她从小就在北京生活，还在一家国企单位工作，但她始终没有拿到北京户口，眼看着即将结婚生子，她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法在北京上学，也不想因此就回原户籍河南，最终决定来天津碰碰运气。
西安人王媛也是如此。2015年，她从北京一所211大学硕士毕业。就读于计算机专业的她，最理想的自然是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薪资高、生活体面。然而，因为担心户口问题无法解决，影响日后的生活，王媛还是决心回到西安，凭借着自己的西安户口买房，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今年31岁的刘裕在天津当地租房，现在他需要时不时接待来看房的人，海河计划发布后房价上涨，房东决心把房子卖了。刘裕在大学里学的是3D美术设计。专业一共15个人，其中10个人都没有留在天津，留在天津的都在帮同一家游戏公司做外包的3D建模贴图，“属于比较低端的工作”。
64岁的陈娟曾经在本溪钢铁下属的建设总公司工作，现在已经退休。每年她有一半时间会住在上海生活的儿子家里，等到开春才会回到本溪接一些工作，多挣些钱。她对如今的本溪有诸多不满，医保报销的额度减少了，好医生也都走了，“都不用两年，本溪养老金肯定玩完”。而当地24岁的公务员刘源告诉我们，“潜意识就是觉得我应该在外面工作，不应该回来。”
28岁的西安人袁琪原本打算在上海赚钱，在西安买房，但看到节节攀升的房价，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反正都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索性留在上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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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城市的被采访者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户口对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职业选择、结婚生子、个人成长乃至消费方式。是否受制于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反过来说，这22个人的生活也成为他们所在城市状态的折射点。
无论在之前的系列文章还是在本文里，我们试图梳理人口政策在2018年前后发生变化的主要背景，以及它们会在哪些层面上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在继续，如今看起来像是平衡资源的做法，是否能在根本意义上缓解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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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各级政府对于人口的态度并不友好，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严加防范。他们相信过多的人口对于经济发展是一种负累。
长期以来的政局不稳定使得中国处在一个极度贫困的状态当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6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食物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为57.6%，而农村恩格尔系数高达67.6%，相关标准认为，恩格尔系数高于60%就属于贫困的范畴。而在当时中国的9.3亿人口当中，有7.7亿人都生活在农村。
在毫无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劳动力事实上处于一种过剩的状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在当时中国大量的劳动力都被困在农村，并且由于生产效率和生产条件所限，并未发挥最大作用，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毫无产出。如果以劳动效率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那么过剩的劳动力显然毫无价值，并成为纯粹的消费者。这正是从198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一大动力。
然而这个情况在近年来发生改变。由于中国在40年间经济飞速发展，从而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4年的报告就指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重庆晨报》在2012年的报道进一步写道，全国农业从业人员有接近三分之一在50岁以上，中西部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岁以上老人，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
时至今日，中国劳动力已经从过剩变为短缺。“工业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放宽促进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已经迎来了充分就业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这样写道。
传统认为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然而现在已经逐渐发生改变。图片来自《黄土地》剧照
让中国劳动力显得更加稀缺的则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后果。这一结果在2018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多地陆续公布的数字显示，这一年的中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而生育率居于全国第一的山东，也出现明显的下滑。
中国原本庞大的年轻人口红利即将消失。2019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沿用联合国对于中国生育率的估算指出，最早从2027年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就会开始减少，而2065年的人口数量将会在大约11.72亿人。
对于任何一座城市而言，这都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每年城市政府需要为了供养老人而支付数额庞大的养老金，而正在工作的需要缴付养老金的年轻人口数量却在逐年下降。长期以往，养老金必将出现巨大的缺口，甚至影响到整座城市的正常运作。
在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辽宁省本溪市，户籍人口数量在2000年到2016年间从157.1万人减少到149.9万人。其中，18到3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从2010年36.2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30.9万人，是所有年龄段中下滑幅度最大的。
本溪的财政收入也因为支柱产业本溪钢铁的业绩下滑而出现大幅滑坡。2015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仅为此前一年的40%。本溪人已经感受到医院中，可以医保报销的额度在减少。他们甚至都相信，再过两三年的时间，当地的养老金发放就会成为一个难题。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学者龙瀛等人的研究显示，十年间中国654个城市中有180个城市正在经历人口流失。而中国人口数量降幅最大的省份黑龙江从2010年到2017年一共减少了42.3万人，-0.41%的自然人口增长率是全国最低。黑龙江也成为第一个养老金亏空的省份，人社部社保事业管理中心的数据称其亏空总额达到了2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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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关注人口的原因，除了人口本身越来越稀缺以外，其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也在加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资本、土地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赖以发展经济的主要要素。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土地出让金被划为地方财政收入。出售土地，来获得财政收入的土地财政模式，成为了许多城市的发展路径。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7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5.21万亿元，卖地收入与不含补助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比例达到了57.25%。
然而，房地产企业近年来压力颇大。在销售收入出现大幅放缓的情况下，这些公司的债务规模却在不断增加。地产公司拿地的规模明显减少。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排名前10位的房企拿地金额和面积相比去年减少一半以上。同期中国35城住宅用地流拍率22.8%，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高。
“随着征地拆迁成本的逐渐增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逐年上升，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净收益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土地金融和地方债取代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土地财政。地方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持续。”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传浩在《土地制度兴衰探源》一书中写道。
通过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收益率也越来越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对于GDP的拉动率由2009年的8%一路下滑到2017年的2.21%。许多基础设施事实上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浪费。《中国经营报》在2013年的报道就指出，武汉多个工业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万亩，规划引进企业1500家左右，实际上目前只有入园企业50家左右。新华社曾援引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数据称，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相当于两个中国。
天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申银万国的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天津土地流拍数量明显较去年提高。其中一块在5月流拍的土地在11月重新拍卖时，起拍价从原本的17.4亿元降到了10.7亿元。总体上来看，天津土地的溢价率跌幅超过70%。
而天津为了拉动经济的滨海新区也始终没有发挥作用。2018年1月，天津市政府公布滨海新区的GDP数据，在将统计注水的部分去除以后，滨海新区2016年的GDP从10000亿下降到了6654亿元。而作为独立规划的新城，滨海新区曾在2015年被百度列为鬼城，他们通过手机百度的数据追踪，认定这里活跃人数不足。到了2018年，情况也未有太大的改善，许多办公楼仍然是冷冷清清，街上也不见太多人影。
《好奇心日报》在6月探访天津滨海新区时，这里仍然有许多在建的工程。
当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带来足够的收益，城市要获得发展，自然就只有引入人口这一种方式。这或许正是天津在2018年5月急切地推出海河英才计划的原因。
人口有许多种能够带动城市发展的方式。首先，引进更多人口有助于维持一座城市的房价，从而保证一座城市的财政收入。以西安为例，从2010年到2015年西安房价始终增长缓慢，长期维持在7000元到8000元左右的水平。然而自2017年西安降低落户门槛以来，房价开始上涨，当地居民感受到的情况是，2017年春节以后，基本上是每一个月涨1000元。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6年上半年，西安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在0.2%到3%这个区间。但到了2017年3月，同比涨幅就超过了10%，7月的同比涨幅甚至超过15%。当地《华商报》的报道也称，“2018年7月截至23日，西安二手房均价12244元，同比去年同期上涨57.10%。”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天津。在今年6月，多位天津房产中介表示，由于海河英才计划的出台，像是武清这样的郊区，房价已经上涨了1000-2000元，市中心涨幅则在2000-3000元。最乐观的预测则是年内天津房价将会累计上涨8000元。在天津2018年多处土地流拍的情况下，落户政策刺激下的房价上涨，有望让更多房地产企业重新在天津投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土地财政的延续。
此外，密集的劳动力本身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美国社会历史学者詹姆斯·巴雷特研究了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以及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工业化促进了劳动分工，所以要获得最大规模的生产效率，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以填充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岗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众多并且密集的城市获得了相比于乡村更多以及更快的发展机会。
在更强调科技对于发展的作用的当下，密集的人口也能够通过频繁交流，提升创新的可能性。哈佛大学经济学者爱德华·格莱泽称其为接近性的作用。“创新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硅谷等地？原因在于创意跨越走廊和街道要比跨越大陆和海洋更为容易……为了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必须吸引来更行各业的精英，并让他们能够进行合作。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城市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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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经济学家强调人口密集不同，中国各大城市想要招揽的人口还额外多出了“高素质”这样一条限制。即使是号称落户门槛最低的西安，也会要求申请者至少是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真正一视同仁地面向所有人群的落户政策其实并不存在。澎湃新闻今年4月的报道援引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公益人士韩呈祥的说法，“向农民工放开落户政策，目前在全国来说并不多见。”为数不多的案例有郑州于2017年7月宣布，包括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农村转移人员、举家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员等几类群体，可以在郑州落户。
“谈经济发展的时候，把流动人口视为人口红利。谈公共服务的时候，却把流动人口视为了负担。”财新援引一份关于流动儿童就医政策报告的发起人李楠的说法，而这也恰恰是中国各级政府在面对人口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投机态度。
庞大的流动人口塑造了春运的巨大客流。图片来自纪录片《归途列车》剧照
2018年3月，北京发布了新的落户政策，允许符合资格的人才直接落户，而相应的资格包括近3年获得股权类现金融资1.5亿元、或者近3年每年应税收入超过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6-8倍的研发人才、或者“千人计划”和“海聚工程”的中国籍入选专家等。符合上述要求的人其实寥寥无几。
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却在通过疏解部分产业管控北京人口。2018年11月底，北京市发改委宣布疏解行为成效显著。上述北京城六区在2016间至2017年间的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74万人。受此影响，北京全年的常住人口20年来第一次下降，变成了2017年的2170.7万人。而这还不够，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六区常住人口要实现到2020年比2014年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的目标，任务比较艰巨。
在5月出台了海河英才计划之后，天津迅速打上了补丁，尤其是“落户者不得在外地有工作和社保”的规定，杜绝了想要来天津享受教育、社保等福利，但却并不打算在天津纳税的人群。
就连西安也并不认为人口就完全是有利的，5月他们发布管理意见，要求在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疏散人口3万人。西安市规划局副局长肖青利表示，因密度过高的建筑和过度集聚的人口，引发了城市天际线缺乏变化、气体污染散逸困难、交通拥堵、教育、医疗难以满足需求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要有序疏解大中城市过密的建筑和人口。
甚至，就连一些已经在西安落户的人口，也未必能够得到应有的权利，例如西安市政府在2018年5月发布通知，规定2017年11月21日以后的新落户人口，须回原户籍所在地参加当年高考。获得户口并不能保证就能在这座城市享有完整的权利。
如此对待人口的态度背后，其实是一种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实用主义论调。既然凡事都有双面性，那么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城市欢迎能够带来更大发展潜力的人才，但却排斥那些制造问题的居民。其中的吊诡之处则在于，一座城市所谓的发展和问题，则完全取决于一部分人对于城市的想象。
有时候，这类想象和大多数人相符，更多基于一种科幻式的乌托邦概念。小说中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清洁干净的地面街道，整齐划一的城市风格，或许仍然是许多人关于城市创造美好生活的终极描摹。也有时候，想象会带上政治和历史的印记，如同牛津大学人类学者项飙在评论这一轮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时所说的那样，“以紫禁城为中心的老北京，将成为一个没有自发社会生活的中央政务区。这仿佛一种全新的现代式的对于中央权力的想象——宛如机场中的电脑控制中心。”
这些观念的共同点则都在于，他们都将城市视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机体。仿佛只需要直接对城市的建筑以及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就能够接近一个完美的模型。然而，高楼大厦、绿地空间、高架铁轨本身均不构成城市，只有当居民穿梭并生活于其间，城市才能发挥其功能，如同曾经辉煌的马丘比丘以及吴哥窟，他们在荒废之后，只能算是旅游景区，而并非真正的城市。
“人们共同努力所产生的力量是文明取得成功的核心理由，也是城市存在的主要理由……永远也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格莱泽这样写道。
对于这样将人口视为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资源的处理方式，经济学者大多都持一种否定态度。除了认为其中的做法并不符合道义以外，格莱泽还从整体国家的效用去阐释这一观点。他相信，人们之所以会来到城市，是因为相比起他们原本的乡村居所，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及设施。因此“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让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科幻片《星际迷航3》中对于城市的一种科幻想象或许也是许多人对于城市的终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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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中国的语境之中，一个例子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在乡村，由于农村空心化，许多乡村学校已经因为生源不足，而被相继裁撤，这使得留守儿童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但如果他们能够随着父母进城，就会有相应的打工子弟学校接管他们的教育问题——直到有关部门迫使一些学校关闭。
正确的做法并非排斥人口，而是如何通过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从而将人口纳入到城市的运作当中。“经济聚集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正面来说，聚集和城市的扩大带来聚集效应，城市的规模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者陆铭在《大国大城》一书中写道。他认为，通过加强社会管理水平以及提升科技水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承载力可以进一步扩容，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目前2500万常住人口这一规模。
事实上，经济学者始终将城市与人口的关系视为一种动态平衡。由于人们相对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迁徙自由。前往某一座城市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不可抗因素驱动，那么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因此人口自然会流向他们认为可以获得更高收益的城市。
从2018年来看，主流的政界观念仍然将人口视为一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配置的资源。过去一年多里，各地吸引人才的方式，无外乎提供户口或者补助两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实会影响到一些人的短期规划，但却并不足以构成更长期的迁徙动机。
以西安为例，尽管放宽了落户政策，真正落户的其实仍然是那些已经在西安工作多年的人。第100万名在西安落户的连运杰，他已经在西安中建三局西北公司工作多年，还曾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标兵。《华商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对200位新落户的西安人进行了调查。其中接近60%在落户前就在西安工作。此外，在西安市某主城区访问的50人中，落户前在西安工作的占57%；落户后尚未在西安工作的占比43%。
许多当地的年轻人仍然没有改变他们想要离开这些城市的愿望。学习新闻的学生认为当地没有成熟的市场化媒体，因此晋升空间有限。学习设计的毕业生则更愿意前往北京、上海，因为这两座城市的设计产业更为发达。更不用说，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基本都会试图在北京、杭州、深圳这些地方寻找工作，阿里、百度、腾讯这些公司能够提供更优厚的薪水以及发展前景。
在这个意义上，2018年中国各大城市以抢人为目的的政策，在更长的时间段内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可能还不好说。城市的竞争力始终仰赖于基础设施、气候环境、未来发展等多种不同的因素，而非目前这些短期政策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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